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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窯位于哪個省(定窯概述)

早在南北朝北魏時期，邢窯就受到南方越窯的影響，生產出青瓷。經過不斷探索，粗白瓷在北朝初燒后，終于在唐代燒制出成熟干凈的細白瓷，與“南青北白”的越窯青瓷形成了對比局面。白瓷的誕生震驚了世界，開啟了瓷釉從青色到純白的大門，是中國乃至世界陶瓷史上的一次偉大飛躍。唐后期，邢窯鼎盛時期，位于邢窯所在地以北不遠的曲陽縣龍泉鎮簡祠村的曲陽窯(后為定窯)，開始向邢周取經，設窯燒瓷，技術日趨成熟。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作者:程，來源:老程家的業余生活)

最后，輪到宋代名窯——定窯了。在中國陶瓷的歷史長河中，定窯并不像中國瓷窯跨世紀的開創者、中國白瓷的鼻祖邢窯那樣重要，也不像燒白瓷的歷史貢獻那樣重要，不像汝窯那樣高貴典雅，不像中國瓷器的巔峰，不像姚那樣傲視世界，不像鈞窯那樣驚艷。它以其質樸的釉色、干凈的胎骨、優美的造型、高雅的裝飾藝術、先進的規模化生產和符合大眾的實用功能，引領了中國瓷器的發展方向，將中國瓷器從最初的青色對抗局面扭轉到后來的白色，成為中國陶瓷史上當之無愧的“轉折點”。為什么這樣評價定窯？聽我說，引經據典，釋疑解惑。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北宋定窯雕花草碗。

定窯概況

定窯，即定州窯，有時也指定窯制度和定窯生產的各種瓷器。丁瑤中心窯區分布在古定州所屬的曲陽縣龍泉鎮簡祠村及周邊的葉蓓村、北鎮村、東溪延川村。中心窯址是建祠村。慈村位于保定西部太行山、靈山腳下的丘陵地帶。這里有豐富的優質瓷石(高嶺土)、釉料、松木、煤等燃料資源。此外，它是一個獨特的窯址，水源豐富，交通便利，貿易路線暢通。次村以南約200公里的邢臺市內丘、臨城，是中國白瓷鼻祖邢窯所在地。

丁古窯遺址地理位置圖

我在《中國白瓷鼻祖邢窯》一文中說過，早在南北朝北魏時期，邢窯就受到南方越窯的影響，產生了青瓷。經過不斷的探索，北朝首先燒制出粗白瓷，唐代終于燒制出成熟干凈的細白瓷，與越窯青瓷形成了對比的局面。白瓷的誕生震驚了世界，開啟了瓷釉從青色到純白的大門，是中國乃至世界陶瓷史上的一次偉大飛躍。唐后期，邢窯鼎盛時期，位于邢窯所在地以北不遠的曲陽縣龍泉鎮簡祠村的曲陽窯(后為定窯)，開始向邢周取經，設窯燒瓷，技術日趨成熟。

《清光緒年間曲陽縣志》介紹了悠悠資源網龍泉鎮建祠村的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

定窯既模仿和繼承了邢窯的技術和工藝，又緊隨邢窯的腳步，在邢窯白瓷的光環下，走上了快速發展的道路。同時特別注重新的探索，在造型設計、裝飾方法、釉料工藝、燒制方法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自己的特色。唐末五代十國時期，邢窯因資源枯竭，連年戰亂，生產技術停滯，由盛轉衰，而定窯則由弱轉強。北宋初年，定窯不僅取代了邢窯，使中國白瓷得以繼承和發展，而且規模擴大，產量大增，極大地滿足了當時國內外的需求，迎來了自己的輝煌時期。

北宋丁瑤白釉刻花痰盂高7.4，直徑17.8，足徑4.6厘米，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

簡村丁瑤古窯址平面位置圖

定窯與興窯相似，產品以白瓷為主，有黑瓷、褐瓷、紫瓷、紅瓷、青瓷，各種文獻中稱之為、黑鼎、醬鼎、紫鼎、紅鼎、綠鼎。定窯產品形制規整，品種繁多，主要以碗、盤、瓶、盤、盒、枕為主，實用性和觀賞性都很強。定窯技術最獨特的地方是發明了一種新的裝燒方法——過燒法，更大限度地利用了空室，既節省了燃料，又防止了器具變形，從而降低了成本，大大提高了產量。對陶瓷工業的規模化生產起到了極其重要的推動作用，對全國各地的瓷窯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定窯的裝飾技法以印、刻、畫為主，圖案絢麗多彩，精美典雅，深受世人喜愛。

唐代定窯壺高18.5，口徑6.8cm，現藏河北省曲陽縣文物保護中心。

北宋時期是定窯的全盛時期。雖然沒有像汝窯青瓷那樣吸引皇室的青睞，但產量巨大，胎質堅硬，釉色細膩。成為全社會的時尚，產品銷往全國各地，甚至通過陸海絲綢之路遠銷西域和海外。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國內眾多窯場競相效仿，逐漸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白窯體系——后世稱之為定窯體系。現代考古資料表明，河北臨城、井陘，河南鶴壁、平定、介休、霍縣，山西陽城、蔚縣，四川彭縣，江西景德鎮、冀州等。所有燒制的瓷器都類似于宋金元時期的定窯瓷器，俗稱仿丁，其中景德鎮汾丁又稱南丁。定窯的影響不僅表現在器形和器型上，而且在薄胎成型、過燒法的推廣和煤燃料的利用等技術方面也有力地推動了當時制瓷業的進步。

武定窯雕花蓮蓋壺(官字底)，高7.8，直徑5.7厘米，上海博物館收藏

如果說邢窯是白瓷的鼻祖，形成了青瓷和白瓷的對抗格局，那么定窯則承擔了白瓷勝利的關鍵角色，完全將中國陶瓷觀念引向了“以白為本”的新格局，這也是我為什么稱定窯中國的原因。

北宋丁瑤白釉荷葉式展拓悠游資源網被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

由于地處宋遼及后期宋金交界處，定窯在北宋高度發達的經濟、社會、文化環境中發展迅速，但也受到了戰亂災難的影響。從混亂的五代開始，遼(契丹)皇帝盧野德光扶植后金的“孩子王”石敬瑭，從史進國王手中奪取了幽云十六州，將遼與北宋后期的邊界推進到今天的山西京大同一帶，并以此為基礎，不斷突襲中原。定窯所在的定州，富庶且處于邊陲，平時對外貿易相當便利。但不時受到遼、契丹的襲擊和掠奪，尤其是公元964年、968年、979年的宋遼戰爭，對定窯造成了相當大的破壞。盡管宋與遼于公元1004年結成聯盟，但遼人對契丹的侵犯從未停止。但由于過度燒制和印花技術的廣泛使用，定窯在北宋后期達到了頂峰，并引領了世界陶瓷發展的潮流。

北宋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版圖(定窯位于紅星)

對定窯的之一次致命打擊發生在公元1127年的“靖康之災”。眾所周知，缺乏戰略思維的北宋于公元1125年聯合北方的徐進趕走了契丹的遼國，直接卷入了最可怕的徐進。公元1127年，即靖康二年，被徐進所滅。宋徽宗、宋欽宗以及幾乎所有的皇族都被帶往北方，這在歷史上也被稱為靖康之難。大戰中，定窯被毀，窯工逃了出來。公元1127年，即金太宗第五年，并入徐進版圖。

公元1127年靖康之災后南宋與晉國的對抗(紅星為定窯所在地)

從考古資料來看，定窯在公元1127年完全廢棄，從北宋靖康之災到公元1161年，金友友資源網世宗大定元年，可見戰爭的破壞力。很多文獻說定窯的命運已經終結，這是錯誤的。事實上，雍即位后，采取了一系列振興經濟、強國富民的政策，逐漸使定窯起死回生。這個時期生產的定窯瓷器考古發現很多，也叫金鼎。但自從金朝滅了北宋之后，就不上進，朝野腐敗盛行，治國無方，導致經濟形勢每況愈下。在這種社會環境下，定窯很難有所改善。從定金器物來看，金代的定窯從原料、制坯、加工、紋飾到窯燒工藝基本延續了宋代，但往往發現此時采用了一種“疊燒法”。“疊燒法”是將一圈釉面物體刮掉，防止粘連，然后疊放在一起，入窯燒制。這種方法的優點是產量較高，但物體質量不好。因此，定窯“疊燒法”的出現，顯然是只關心產量而不關心質量，被認為是定窯衰亡的技術證據。可以說，定窯在徐進統治時期開始走向衰落。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金鼎窯齒白印菊花碗

對定窯造成毀滅性打擊的是孟津戰爭。公元1212年開始，成吉思汗利用徐金國大臣的專制權力和朝野的混亂，率領窩闊臺、木華黎、托雷等部，與南宋聯手，開始了長達20多年的采金戰爭。其中，窩闊臺部采取了長驅直入的迂回戰略，并于公元1232年(當時窩闊臺已經繼承了汗位)，在三圣地區與徐金國、徐金國打了一場最為慘烈的三圣戰爭。蒙古和金的戰斗異常激烈，蒙古軍隊燒殺搶掠，所到之處都是一片焦土。北方的和尤的名窯全毀了，無一幸免。

丁瑤所屬的定州在蒙金戰爭后被納入蒙元王朝的版圖。由于連年的戰爭災難、蒙古的野蠻管理和國家事務的腐敗，丁瑤的窯工陸續逃往南方的景德鎮，這是一個蓬勃發展的新窯場。這個過程在《論元朝統治與元青花的關系》一文中有詳細論述。在許多文獻中，都推測定窯的終結是在蒙金戰爭時期，定窯會隨著金國的滅亡而消失。這個結論也是錯誤的。請看以下證據:

大元條例第八卷第二十二章記載，元朝對磁窯征稅28%

《欽定續文書通考》也記載，元朝廷根據28 對定州磁征稅

在元英宗碩德巴拉大臣白竹等人編纂的《經》卷八卷二十二“課”目中，記載了元朝朝廷的征稅規則:自至元五年(1268年)，磁窯征收28分。清代黃集等人編纂的《欽定續文書通考》中也記載，元世祖元五年(1268年)七月，元朝廷作出規定，對定州磁鐵按28%征稅。公元1234年晉國滅亡，34年后的1268年，元朝廷頒布了關于定窯的特別稅法，表明此時定窯仍在運作。二分征稅最初是北宋時期對瓷窯等行業的征稅方法。內容是朝廷收取產品價值的20%，其余歸窯主自己所有。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認為這是宋代非常科學的征稅方法，極大地促進了宋朝的經濟繁榮，認為這是資本主義萌芽的宋朝的標志性法令之一。此時，元朝頒布了這一在北宋已實行了200多年的法律，希望以此來振興當時已經不景氣的丁瑤等工業經濟。順帶一提，在那之后的10年，也就是公元1278年，元朝軍隊南征，滅了南宋，統一了中國。

臺北故宮博物院收藏金末元初定窯白瓷花大碗

細看晉末元初的定窯產品，已完全采用重疊燒制法，產品粗制濫造，胚質酥脆，釉薄，遠非鼎盛時期。自元朝統一北方以來，窯工逃往南方成為一種趨勢。逃往南方的窯工帶走了他們的手藝、技術、靈魂和市場，定窯無可挽回地步入了快速衰落。元朝統一中國后不久，隨著景德鎮窯的蓬勃發展，定窯完全被景德鎮窯取代，完全失去了市場和生活條件。橫跨唐五代、北宋金元，輝煌了近500年的名窯——定窯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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