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末的四川省阿壩州紅原縣若爾蓋草原上，還有不少牧民忙于播撒草籽。但不久之后，他們很有可能將被植保無人機取代。高科技和農業之間的結合已勢不可擋，農業正在被以植保無人機等為代表的科技力量重新定義。

作為僅次于消費級無人機的第二大應用市場，植保無人機的行業產值被認為達千億級。數位業內人士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均有提及，這個行業已經從1.0的草莽時代進入到了2.0的初步成形階段。在近十年的行業快速發展中，植保無人機的生產商、飛防手、農戶用戶等都面臨著不同的處境轉換。

到底這個千億級的市場正在發生著怎樣的改變?又有哪些力量在驅動著行業生態不斷升級呢?

無人機成“新農具”

位于川甘青接合部的紅原縣是以藏族聚居為主的牧業縣，四月末的若爾蓋草原上隨處可見成群結隊的麥洼牦牛和藏系綿羊，“逐水草而居”是當地人生活的真實寫照。

但川西高原的脆弱生態、依賴牧業的農業結構、草場退化等，令紅原縣的牧區可持續發展、牧民持續增收飽受困擾。農業農村部農機化司近日印發2019年扶貧工作任務清單，紅原縣位列其中。實現生態保護與精準扶貧雙贏發展，一直是牧區政府工作的焦點。因此，協調無人機制造企業赴紅原縣開展無人機撒播草籽測試與服務，被列入紅原縣脫貧攻堅幫扶任務之一。

廣州極飛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極飛科技”)聯合創始人龔槚欽現場演示植保無人機的操作方式后，就被四五個藏民熱情簇擁，他們或詢問能否采用農業合作社方式購買，或詢問撒播無人機使用效率。

世代生活在高原上的嘉央澤旺向記者介紹，牧民春季忙于人工播撒草籽，一天僅能播撒10畝左右，通常還伴有用量不精準、播撒不均勻等問題。對此，龔槚欽表示，若采用智能播撒無人機作業效率則達80畝/時，一天以8小時計，可完成640畝作業，相當于64個人的勞動量。同時，智能播撒無人機利用遙感與人工智能技術，可以識別出草原上長勢薄弱的區域，自動生成“草原AI處方圖”，實現精準變量播撒作業。

企業選擇布局植保無人機更多是基于這一市場的剛需。

農村人口數量的減少和結構的老齡化，使得農村用工難的現象日益凸顯，對可替代勞動力“智能化設備”的需求也越來越大。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中國鄉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由2010年的50.04%逐步降至2018年的40.42%。具體到農業生產經營人員的年齡構成，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主要數據公報(第五號)顯示，55歲及以上的農業生產經營人員占總人數的33.6%。

此外，自2005年農業用地實施流轉以來，土地流轉面積占家庭承包耕地總面積逐步提升至35%左右。這為零碎的農業用地走向規模化、集約化、現代化的農業經營模式提供了基礎，也為植保無人機市場提供了不斷增長的市場需求。

同時，植保無人機在部分區域的使用效果也提高了市場的接受度。數度參與新疆無人機植保作業的貴州山河植保有限公司的負責人王東明分享稱，傳統植保方式每畝地包藥成本約為370元，植保無人機包藥作業的成本約為130元，可為農戶每畝減支240元。

至于植保無人機的市場規模有多大，業內看法不一。但數位受訪人士均提及，這是一個千億級的市場。

《2016中國國土資源公報》顯示，截至2016年末，全國耕地面積20.24億畝。“依據每畝耕地每年需要無人機作業五次，每次收費10元算的話，這個市場規模就是千億級別。”極飛科技創始人彭斌表示，這也是公司2013年果斷轉換賽道至植保無人機的核心原因之一。

安陽全豐航空植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豐航空”)總經理周國強對此持類似的觀點：“植保無人機在病蟲害防治領域已超越傳統的地面自走式噴霧器，這意味著中國80%的耕地是植保無人機可以滲透的。”

深圳市大疆創新科技有限公司(下稱“大疆創新”)相關人士則持不同的態度。“比如果樹的病蟲害防治、草場的草籽播撒等，植保無人機的效果并不比人工、直升機播撒效果好，還有部分區域耕地不適宜植保無人機作業。”他認為，能有20%的耕地用植保無人機已屬理想狀態。

分歧背后，植保無人機的應用勢不可擋仍是行業共識。目前，植保無人機在噴灑棉花催熟劑和落葉劑、小麥植保等應用場景已經成熟。東北、蘇北、河南、新疆、河北等區域，植保無人機的滲透率較高。

分析報告顯示，農用植保無人機是僅次于消費級無人機的第二大無人機市場。截至2018年末，植保無人機的作業面積占全國耕地不到5%。即便是以大疆創新20%的植保無人機作業面積推算，整個市場也存在極大開發潛力。

盈利困難是行業共性

2010年，無錫漢和航空技術有限公司(下稱“無錫漢和”)研制出植保無人機產品并付諸銷售，被認為是國內這一產業的開端。

隨后，深圳高科新農技術有限公司、珠海羽人農業航空有限公司(下稱“珠海羽人”)、全豐航空、極飛科技、北方天途航空技術發展(北京)有限公司等進場，成為這個市場的早期開拓者。2015年被視為植保無人機行業的高峰期，一度有達200多家無人機企業同場競爭。

這方面的代表是大疆創新。大疆創新于2015年發布了農業噴灑防治無人機——大疆“MG-1”農業植保機，被業界視為正式切入農業服務市場的標志。

2017年被業內視為植保無人機行業發展的分水嶺，經過前期的快速發展之后，行業迎來了第一輪洗牌。多位業內人士提及，不具備自主知識產權或者盈利不佳的航模生產加工企業、雜牌組裝廠商成為首輪出局對象。同時，熱炒這一市場的風險投資機構對該領域的興奮度急劇下降。

市場發揮過濾功能后，植保無人機市場的銷量仍在逐年提升，但整體已趨于冷靜。

“剩下的玩家要么有技術儲備，要么有穩定的市場份額。”珠海羽人相關人士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植保無人機從早期一窩蜂式涌入的1.0階段進入到了2.0時代，也令參與者以更沉穩的心態直面農業投資的長周期、高投入、慢回報等特點。

盡管大疆創新相關人士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相較于植保無人機的經濟效益，公司更關注布局相關領域所帶來的企業品牌價值、社會價值以及公司在植保無人機領域探索出的自動作業等技術儲備，但植保無人機已經成為大疆創新的戰略性業務板塊，由早期公司的一個專業模塊變成了單獨的事業部“大疆農業”。

“公司很重視這個領域，今年以來，公司在植保無人機領域的銷量已經突破1萬臺。”大疆農業相關人士表示，這一銷量同比翻了一番。

行業雖然火熱，但植保無人機仍面臨發展瓶頸。

首先，目前市面上在售的植保無人機價位大多在3萬~30萬元之間，購置成本并不低。此外，由于電池技術并沒有獲得實質性突破，植保無人機在續航和載重方面也極為有限，這也掣肘了它的普及進程。這在購買群體的類別上也得到體現，數位受訪人士均有提及，植保無人機的購買主體并非個體農戶，而是資金實力更強的農資企業、大農場主以及專職飛手組織。

第一財經記者還了解到，植保無人機盈利困難幾乎是行業共性。有企業負責人透露：“主要是植保無人機購買群體無法實現規模化盈利，使用者主要依靠政府補貼。一旦底層的植保無人機購買群體參與積極性受挫，植保無人機廠商談商業模式構建、談收益只能是空中樓閣。”

目前成功卡位的十余家公司仍在進行商業模式的調整。

扶持政策需更具針對性

植保無人機近十年的發展歷程中，關鍵性節點均可以看到政府的“手”。

2013年，原農業部出臺《關于加快推進現代植物保護體系建設的意見》，首度提及鼓勵有條件的地區發展無人機防治病蟲害。2014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加強農用航空建設。

此后，原農業部等多部委編制的《全國動植物保護能力提升工程建設規劃(2017-2025年)》提出，擬在“十三五”期間，采取PPP模式支持植保專業化服務組織購置航空植保機械等。這被業內認為定調了植保無人機發展的大方向。

國補政策的持續擴圍更是給植保無人機市場吃了定心丸。2017年9月，原農業部、財政部聯合國家民航局發文，在浙江、安徽、江西、湖南、廣東、重慶等六個省市先行開展植保無人機購機補貼試點，每地資金1000萬元。經過一年多的試點，又繼續在全國其他10多個省份出臺了相關植保無人機購置補貼政策，進一步推動植保無人機行業的發展。

目前，植保無人機補貼以補貼購機為主，這被認為更有利于植保無人機制造商和銷售商。河南、江蘇等省份再通過采購服務等方式，將補貼資金部分引流至植保作業團隊，進一步提升農業機械化和精細化水平。國補加地補的組合拳補貼策略也可理解為購機補貼與作業面積補貼并行。

關于補貼購機還是補貼作業面積哪種方式更具針對性，業內仍存爭議。具體來說，補貼購機被認為操作難度較低，補貼作業面積則被認為更能遏制騙補、套補等行為，也更具科學性和公平性。但補貼作業面積要建立在有效獲取植保無人機后臺數據，并甄別數據有效性和真實性的基礎上。實際操作中，植保無人機空轉、生產商與經銷商進行數據作假等行為并未得到有效遏制。

為了更具針對性地核實作業面積，第一財經記者梳理發現，在廣東省、江蘇省、河南省等下轄的部分地區都出臺了相關工作方案，并委以第三方機構進行作業面積相關數據的采集。幾乎所有涉及到作業面積的指標均有涉及每畝農藥用量、現場作業照片、GPS測量面積照片等參數，以確保植保作業真實性。但受制于經費有限、人力采集成本高等，難以推廣開來。

但不斷擴圍的政府補貼政策、整體走低的植保無人機售價等，都堅定了周國強等在行業浸淫了十余年的老植保無人機從業者的信心。他表示：“行業整體在進步，但生態還處于初級階段。相信在行業不斷走向成熟壯大的過程中，后續政策也會更具針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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