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來自7個國家的18位科學家和倫理學家聯名在《自然》發表評論，呼吁全球暫停人類生殖細胞系編輯的所有臨床應用，并建立國際監管框架。

聯名作者之一、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魏文勝解釋說，這里針對的是“以生殖為目的的人類基因組編輯”。

在這篇評論的署名隊列里，不少名字引人注目：來自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博德研究所的張鋒以及德國馬克斯·普朗克血管生物學研究所的Emmanuelle Charpentier，被公認為開發用于基因組編輯的CRISPR的先驅;來自哈佛大學的David Liu曾開發出更加精確的CRISPR技術。

評論稱：“我們呼吁在全球范圍內暫停人類生殖細胞系編輯的所有臨床應用，即改變可遺傳的DNA(在精子、卵或胚胎中)來制造轉基因兒童。”

他們建議建立為期5年的全球暫停期，以便各國有充足的時間開展技術、科學、醫學、社會、倫理和道德等必要問題的討論，建立國際監管框架。

在評論所倡導的這個框架下，各國保留自主決定權，同時自愿承諾，只在滿足特定條件的情況下才批準生殖細胞系基因編輯技術進入臨床試驗。

在批準特殊項目申請時，需要提前發布公告，進行國際協商，通過公平透明的評估體系達成廣泛共識。

評論同時強調，“暫停并非永久禁止”。暫停期結束后，各國可以綜合考慮歷史文化、政治制度等因素，自行選擇是否開放監管。

然而，學界內部對這一倡議的回應莫衷一是。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院長Francis S。 Collins在評論發表當天就發表聲明：“我們強烈支持暫停可遺傳性基因組編輯的呼吁。鑒于難以估計的安全、道德等問題，目前此類行為的風險遠大于益處。”

美國國家科學院院長、美國國家醫學院院長、英國皇家學會會長也在同一天表達了對該評論的支持。

在反對者一方，麻省理工學院教授Richard Hynes表示：“我們沒有要求暫停所有臨床應用，這種做法不一定正確。”

哈佛大學醫學院院長George Daley則表示：“我并不反對呼吁制定國際監管框架，為科學、道德及社會問題制定標準。但我擔心暫停會帶來更多的問題，比如暫停期限應該持續多久、如何實施，以及由誰來決定什么時候取消。”

也有人質疑，在缺乏嚴格立法、監督和執法的情況下，暫停令能否真正起到作用。

哈佛大學教授George Church說：“再次呼吁暫停并不能解決問題，即使各國作出承諾也是不夠的，我們需要一種執法機制。”

“我們希望通過科學家與倫理學家的呼吁引起各國的重視，給政府決策提供參考，具體的操作方案還需討論。限制都是暫時的，現有的倫理規范將來也可能被突破，但這并不意味著現在打破是合理的。”魏文勝說。

那么全球性叫停會不會阻礙對人類有利的基因編輯臨床應用的發展呢?

評論解釋說，對于多數攜帶遺傳性疾病的夫婦，可通過體外受精、配合胚胎植入前基因診斷等方式保證孕育出正常的后代。

找不到替代方案，只能通過編輯生殖細胞的案例非常罕見。更重要的是，以現有的技術無法保證這種方式的安全性。

除魏文勝外，還有3名中國學者參與聯名，分別是中科院院士、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研究員邵峰，北京協和醫學院生命倫理學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邱仁宗和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研究員李勁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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